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婚育的讨论声量巨大，然而生不生是一个社会问题，能不能生却是一个医学问题。
但是医院辅助生殖科里，另一种画面冲击着视神经——候诊区座无虚席，从年轻面孔到中年夫妇，每个人的眼神里都交织着焦虑与期盼。在这个承载着无数家庭梦想的“生命起点站”，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金莉萍和她的团队，已经默默耕耘了十余年。
他们长期面对的，是生育道路上最为棘手与磨人的挑战之一：复发性流产与反复胚胎移植失败，努力为那些看似停滞的旅程，寻找重新出发的密码。
“不怀孕时盼怀孕，怀孕后又怕流产”
“复发性流产困扰着全球约2%的育龄夫妇。而且其中约一半病因不明。”金莉萍的工作，就是为困在这片未知迷雾中的家庭探寻“出路”。
目前，国际上对复发性流产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普遍认为，这是指与同一个配偶连续发生2次及以上的流产，且在妊娠28周之前胚胎丢失，包括生化妊娠。
复发性流产在临床上更是许多家庭的梦魇。在金莉萍看来，这类患者的煎熬是双重的，身体历经考验，心理更承受重压，“不怀孕时盼怀孕，怀孕后又怕流产”。
黄瑜（化名）初次走进诊室时，眼神暗淡。因为胰岛素抵抗和免疫功能异常，她在2019年连续经历两次流产。这本该是一场生命的馈赠，但胚胎在她的体内，却被免疫系统误判为“异物”而遭到攻击。那时，黄瑜觉得拥有一个孩子已是奢望。
另一位患者茗茗（化名），则陷入了一种更“安静”的折磨。三十出头的她，备孕十年，经历了十几次生化妊娠。每一次，胚胎都是悄无声息地来，但是走的时候却留下满地被碾碎的希望。焦虑、失眠、易怒长期伴随着她，“想要个孩子怎么就那么难”成了她无法破解的魔咒。
从基础科研中找答案
面对复杂的临床难题，金莉萍团队的路径清晰而坚定：从基础科研的土壤中寻找答案，到实验室探寻机理，最终将成果带回临床。近年来，团队频频在高影响因子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最终应用于临床患者。
多年前，在金莉萍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李大金教授的敏锐洞察下，团队开启了一场“跨界”探索。
当时，免疫抑制剂环孢素还只在器官移植领域使用。他们团队大胆假设：若流产与母体免疫排斥相关，环孢素能否成为“和解剂”？团队通过细胞实验、动物模型，首次系统证实了环孢素对母胎免疫界面的正向调控作用及其显著的保胎效果。
如今，环孢素已成为全国生殖医学中心保胎常规用药，为数以万计的家庭带来新生希望。
科研的脚步从未停歇。
就在近日，团队在知名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重磅研究成果，揭示了子宫内膜细胞自身合成的一种关键代谢物氧化三甲胺（TMAO）在生殖中的全新角色。
传统观点认为，血液中的TMAO主要来源于肠道菌群和肝脏。而本次研究首次证实，人类子宫内膜基质细胞可在妊娠期间自行高效合成TMAO，其局部浓度远超血液水平。
团队对比正常孕妇与复发性流产患者的子宫内膜组织发现，复发性流产患者的TMAO水平显著降低。
“雌激素会调控代谢酶促进TMAO合成，从而像为土地‘松土’一样，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让胚胎更好地‘扎根’。”金莉萍告诉记者，这项研究将生殖健康与细胞代谢两大领域紧密连接，不仅揭示了子宫局部代谢微环境对妊娠维持的核心作用，也为开发诸如“子宫内膜代谢检测”“营养靶向补充”等新型临床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与此同时，团队还将目光投向环境污染对生殖的隐形伤害。通过对比分析，他们发现流产患者血液中部分环境污染物含量异常，目前他们正深入解析这些污染物如何干扰胚胎着床。
在不确定的病因中，找到治疗的确定性
目前，金莉萍团队针对复发性流产已形成较成熟的治疗方案。只要找到明确病因并规范治疗，团队活产率能达到90%以上。
金莉萍强调，保胎一定要讲科学、不盲目。“大多数第一次怀孕流产，是因为胚胎本身染色体有问题，属于自然的优胜劣汰，硬保反而没意义。”而对流产两次或以上的患者，她的团队就会启动全面排查，从夫妻双方的染色体、免疫指标到子宫环境、胚胎质量……如同破案一样，层层探查。
看诊时，金莉萍会格外关注具体的细节：“出血是鲜红的，还是暗褐色的？”这些直观的描述，往往是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
治疗绝不是简单开药。团队坚持用最少的药、最合适的配伍，帮助患者保住孩子。金莉萍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看到患者来抽“毕业血”——通常在孕12周左右，这意味着孩子基本保住了。
随着社会生育年龄普遍推迟，高龄备孕人群增多，挑战也日益严峻。金莉萍提到，经历三次及以上流产的女性，其再次妊娠的流产风险会显著升高，可接近40%。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选择更坚定地扎根临床，在错综复杂的病因中探寻更清晰、更有效的解决路径。“我们愿意去闯一闯。”金莉萍说。这份勇气，既来自对生命奥秘的尊重，也来自诊室外，那些沉默而殷切的目光带给她的动力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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